"海外华语传承"多人谈 | 符福金、王伟奇先生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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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语传承"多人谈
董鹏程，郭全强，林源瑞，谢世涯，符福金
王伟奇，柯东海，马立平，武国英，陈丽娇
［整理者按］数百年来，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祖语，犹如沙漠植树，历经艰辛，方造出如今域外中华语言文化或大或小的一方方绿洲。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他们是民族之魂，也是华语传承事业的宝贵资源。2017年，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项目组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源；2019年，相关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YJC740125、19AYY003、19ZDA311）。几年来，项目组奔赴四方，获得近270位人士的宝贵口述史料。本期多人谈整理出10篇先行刊出，以期世人感知他们的事迹、卓见和精神。其中董鹏程、郭全强、林源瑞、符福金、王伟奇5位前辈近两年已先后离世，谨以此向他们及那些筚路蓝缕的先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因是访谈实录，故尽量保持原貌，保留口语及当地华语的色彩。（整理者：祝晓宏 王文豪）
我1956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本来朋友们也让我选择，一个是到工厂，一个是学校。后来我就选学校，第一个学校就是泗水侨中。那时刚刚办了几间学校，办了大概一年，我在那里做到1962年年底。我开始在那儿做一个普通教师，后来被提拔上来做辅导员。当时教务处教务跟生活指导两个合起来叫辅导委员会，我在学校也受到那个校长的重视。最后呢，让我兼做体育部副主任，到那个学期结束，就把我调出来去搞师范学院。
当时，我们华人在这边呢，能够念到高中毕业。我念书的阶段，有不少教师是从中国来的，就是抗战时期。他们大概就来了，包括西南联合大学，北大跟清华大学等搬到云南的这个联合大学的老师就有很多。那个时候教师都应该是名牌教师了。后来，有的老了，有的回国去了，那么泗水有7间学校面临着师资的困难。
要自己培养啊。因为政府就只允许我们办到高中，你要培养初中高中的教师，那么就想办法。刚好那个时候东爪哇教育部的主任呢，也是华人。我就把7间中学的优秀学生选出来，利用了当时的华侨师范学校，开了师范专修科。原来这学校是师范学校，本来是培养教师的，但是因为学生乱七八糟的啊，也培养不了教师。那么当时的办法是，把各校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是在下午开班，有文科、数学课、理化课。我根本就没有助手的，这个理化数当然是不能用不懂的老师，要到比较高端学校选一些老师，包括当时的7间中学校长。后来也从侨联那边调一个人。我是第一次搞学校行政工作，不过我这个人呢就是好学，我在侨中6年也是从校长那里学。所以我就下决心做好。接下来不久我们也就全部开课，有的是中国大学的教师，有的是泗水工学院的教师。开学以后，那个旧的校长就离开了，就让我把校长兼下来，第二年我就接了这个正式的师范学院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还年轻，29岁。董事部再三问我，你要什么条件。我也能力有限，年轻经验不多，但是，我还是提了条件，我就觉得第一，董事部不要干涉校长，但我一定会向你们汇报；第二个条件，原来的教师能用的我继续用下去，不能用的，我把他解聘。当时我解聘的那个教师，又是董事，又是教师，我还是把他解聘了，下定了决心。
学生第一批毕业了，师范学院的成绩也很显著，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啊。学生免学费、免书费，什么都免，住宿也免、吃饭也免，全免的。没有宿舍，就借了妇女会两套会所，借了潮州会馆的会所，借了会馆会所，后来还打算要继续把它扩大。
我祖籍是福建仙游，印尼华侨第二代，爸爸是国内来的。1937年，因为要逃避抓壮丁，就跑到南洋来，然后就结婚了。我1943年出生在泗水。因为我爸爸他就是国内来的嘛，所以谈话讲仙游话，家乡话，小的时候第一语言就是家乡话。学前大概四五岁吧，晚餐以后，店铺关门以后，我爸就把我就放在桌子上，给我讲《隋唐演义》，用家乡话来给我讲的，我听了会哈哈大笑。父亲听见我笑，也更高兴，越讲越精彩。我的父亲说书很棒，不会输给北方说书的。所以说这个是我的特别的一个经历。我爸爸给我教育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对这个近代史也很熟，也是讲一些近代的历史。我妈妈是基督教，虔诚的基督教。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隋唐演义》；我妈妈在晚饭后，就给我讲《圣经》的故事，讲《创世记》，讲摩西的故事。
后来，我到了新中（按：指新华中学），新中是红色学校，比中中（按：指中华中学）还要红色。平时，读的是《毛选》，三报一刊。那个老师教历史的又是很厉害，听的时候会振奋人心，所以这个熏陶了我的整个的童年青少年。中国50年代所有的电影都来过印尼放映。你在马来西亚看不到，新加坡看不到，菲律宾看不到，香港也看不到，只有在印度尼西亚能看到，如《芦笙恋歌》《上甘岭》《五朵金花》《渡江侦察记》等。后来，发生了“九·三〇事件”，他们感觉到华文就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所以为了消灭共产主义，连华文都要消灭掉，华校全部封闭，是这个年代。
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4期
审核 | 刘 慧
编辑 | 吴俞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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